这真是名校毕业生就业尴尬的典型一例！

刘俊25岁，湖北黄冈人，2001年以县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上了人大财金学院。拿到学士学位后，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一年后，刘俊回到北京开始找工作，经历了数次求职挫折后，无奈地回到湖北。他回忆，去年应聘武汉一家高校辅导员，招聘人员得知他是人大毕业生，直接以学校“请不起名牌大学毕业生”为由拒绝。此后，刘俊开始以人大“自考生”的身份找工作，终于找到如今这份保安工作。

匪夷所思是吧？是人们的思维跟不上时代，还是这个社会变化太快？

曾几何时，只要是大学生，就被视为“天之骄子”；后来，大学生逐渐增多，但名校毕业生还被视为“精英才俊”。一般来说，都是他们在挑拣工作，高不成低不就者诚然有之，但和同龄人比起来，他们在就业上具有明显优势则是无疑义的。

而自考生，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在求职应聘时历来低人一等，与名校毕业生更是无法相比的。直到近几年，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但自考生应聘时仍受限制的岗位和领域，还有不少。

刘俊应聘对口岗位，屡次受挫；转而去应聘一般岗位；以名校毕业生身份再次受挫，改以“自考生”身份求职终于如愿。这一曲折经历说明，这个年轻人是务实的。有了最低的起点，今后就有希望逐步走上人生的坦途。

刘俊去应聘的是一般岗位：辅导员、银行保安。亮出名校毕业生的牌子遭到拒绝，自称“自考生”却受到录用，好像很不合情理。但换个角度来看，因为是一般岗位，就拒绝名校毕业生，而欢迎自考生，这表明用人单位的用人理念正变得越来越理性。

两年前的2006年5月23日，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美国公司招聘是怎样看待文凭的？》的博客，里面引用了一位“海归”谈到的美国公司选人时的标准：本科生能干的工作，绝不录用研究生，其道理是：本科生能做的让研究生来做，对国家是个损失，因为国家培养人才要很多投入；本科生能做的让研究生来做，对本科生来说是个损失，因为他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工作机会；本科生能做的让研究生来做，对公司是个损失，因为很可能的是研究生会有更好的前途，做这种工作不安心早晚会走人的。这就是美国公司在用人时的理性所在。其中，既有从公司、个人方面的考虑，也有从国家培养人才成本方面的考虑。与国内公司当时招聘人才盲目追求高学历形成鲜明的对照。

仅仅过去两年，我国人才市场就发生了深刻变化。就业率与学历出现了倒挂：研究生不如本科生，本科生则不如高职生（参见笔者2007年12月博客《就业率与学历倒挂：人才市场给现行教育的答卷》）。变化之大、之快，发人深思。

而这次刘俊通过自称自考生才求职成功，更是极有说服力的例证。应该引起人们的反省。

最应该反省的，是高校拼命追求提高学段的倾向，是学生拼命追求高学历的倾向。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对用人单位来说是这样，对求学、求职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网上热议8、9个月，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虎照门”事件，最终算是有了结论。

我一直关注这一事件，但迄今未作评论。一方面，我对摄影知识知之甚少，无法具体谈对照片的看法，要说也是人云亦云；另一方面，我心底里期望虎照是真的，期望野生华南虎没有绝迹，也不相信有人竟敢如此大胆公然造假。

因此，我一直耐着性子静观其变，等待着最后的权威结论。

最后，事实给了我一个教训。这一教训，将对我今后知人论世大有裨益。

现在，回头再看“虎照门”事件，仍忍不住扼腕长叹！

一叹周正龙的利令智昏。周正龙本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或猎户。他想成名、想发财，都是无可厚非的，当今的中国人，想这些东西的人还少吗？！即便他有些所谓“农民式的狡猾”，异想天开，投机取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竟然在华南虎及其背后密切相关的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方面动起了脑筋，竟然利用现成的虎画拍摄假照，借以欺世盗名，蒙骗天下，这已经不止是有些自私和自作聪明的问题了，而是直接触犯了法律。而被明眼人揪住不放后，咬紧牙关、信誓旦旦，直至以假掩假，说明其人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或猎户，而是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令智昏的无赖狂徒了！

二叹某些部门和专家的堕落。一个农民或猎户拍摄的几张假照片，本来没有任何新闻价值或科研价值。但一经某些专家鉴定，特别是又经某些专业部门认可发布，“意义”就非同一般了。“专家”何以对此“真假不辨”，乃至“以假为真”，专业部门为何对此大喜过望、急于发布，在被指出破绽之后何以“醉死不认那半壶酒钱”，显然不是水平不够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背后巨大的功利诉求。像有的网友所指出的：如果虎照得到认可，可产生下面的连锁效应：发现老虎=环境改善=林业部门政绩=环境部门政绩=政府成绩=拉动旅游=拉动服务业=当地GDP提升，个人成名，经济拉动，当官受益，政府满意，全赢时代，皆大欢喜。在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对我们的某些官员和专家来说，虎照的真假并不重要，把假虎照说成真虎照却十分重要。如此看来，这些人又能比周正龙好到哪里去呢！

三叹舆论导向的良莠不辨。本来，周正龙虎照一出笼，即受到强烈质疑。但由于多种媒体的推波助澜，周正龙却成了新闻人物，声名日盛，有人写报道、有人做专访，其报道、照片甚至发到了国外多种媒体上，令周正龙更加晕头转向、不可一世。我认为，如果不是那么多媒体出于炒作的需要力推，周正龙及其支持者是不可能硬挺八九个月之久的。联想到类似的其他若干炒作实例，总是不管好名臭名，只要出了名，当事人便能得到多种意想不到的好处；联想到那么多的人热衷于自我炒作和请人炒作，借以谋取名利，且不时出现炒作成功的样板范例，就不能不为我们的舆论导向而忧虑。媒体应有引领风气、激浊扬清的功能，现在这些功能哪里去了？如此风气之下，谁还会扎扎实实坐冷板凳搞真学问、谁还会踏踏实实下苦功夫创真业绩？个别人的名利可以凭炒作得来，社会的发展进步、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能靠炒作得来吗？

“纸老虎”终于现形，相关责任人受到惩办，有人以为是网民的胜利，我却觉得高兴不起来。本来无足挂齿的一件小事，搞得如此兴师动众、其间耗费的各种资源不可胜算，其负面影响更不可低估，这么一个迟到的结论还值得高兴吗？再说，类似“纸老虎”这样的事件究竟有多少没有被揭露、没有被惩治，谁又能说得清？“纸老虎”被戳穿了，但产生“纸老虎”的客观环境并没有变化，谁又能保证今后不再产生别的这“虎”那“虎”呢？

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中，涌现出了许多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牺牲自己、保护学生的教师形象。最令我感动的是谭千秋老师，他用身体支撑着塌下的废墟，挽救了四位学生的生命。我在看到这一报道的当天，写了诗歌《共和国的教师——写给地震中为救学生殉职的谭千秋老师》，表达对谭老师的敬慕和悼念之情。

灾区的教师很多，当然不应该指望或要求每一位老师都像谭老师那样舍己救人。所以，接着又在有关报道中看到了范美忠在发现地震后不顾学生第一个冲出教室的新闻，觉得该范的表现虽有违师德，但还无可厚非。

我认为，别人不责备你，是一种宽容；但自己却应该自责，否则便无道德修养可言。不料，范美忠在自己的博客里的无耻言论，却让人大跌眼镜。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公然声称：“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

看到这些荒唐的言论，真让人忍不住有想抽人的感觉。但看看网友的反响、评论，觉得该说的话大家都已说到，心情稍觉平息：看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论。当然，此之所谓“公道”，不是范美忠所追求的“自由和公正”。

范美忠因此得名“范跑跑”，并一夜之间走红网络。甚至大名鼎鼎的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也请他去现场讨论。因辩论对方郭松民辩论中用语多有不当，一场本来是非分明的讨论竟然成了是非不分的混战，“范跑跑”还是“范跑跑”，郭松民却被新冠以“郭跳跳”的雅号。

网上的舆论开始分化。在某些人的笔下，似乎“范跑跑”还不失为“真诚和坦率”，倒是批评他的“郭跳跳”更让人不可容忍了！

然后是据说在教育部的压力下，范美忠任教学校开除了范美忠，取消了他的的教师资格。另有报道则指出，范美忠事实上一直没有取得教师资格。

“范跑跑”心有不甘，声言要起诉教育部；我觉得也可理解。即便明知必败无疑，也不防以攻为守。既然公开承认自己是小人，那么按小人的思维方式行事，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接着又是一波为“范跑跑”维权的声浪甚嚣尘上：似乎范美忠成了受害者，他比地震中遇难的灾民还可怜（尽管他也是地震灾民）！

唉，现在真是一个价值多元、观念混乱的时代！

但是，再多元、再混乱，也不能没有最起码的是非。

网上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如果在范跑跑和郭跳跳中间为自己的儿子选择一位老师，你会选择哪个？结果，选范的53%，选郭的47%。

竟然真有那么多人朝设好的陷阱里跳！

世界上并非只有他俩可以当老师，为什么非要在其中选一个？

我一直关注这一争论，但迄今未发一言。因为，事实和道理都很清楚，该说的话都有人说过了，还说什么呢？

6月25日，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做人“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这是官方首次对范跑跑事件的公开表态。

当晚范美忠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则说：我“不崇高，也不想崇高，但并不无耻。”并再次标榜自己是一个“优秀教师”，“中国教师太缺乏像我这样有个性、有思想、有批判精神的教师了”。

真是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

在遭遇灾难时，教师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先组织学生疏散逃生？在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中，的确尚无明文规定。但在范某心向往之的西方社会里，如美国、日本等，都有明确规定。因此，在美国和日本，人们听说中国正在进行这样的争论，都觉得十分可笑。

看来，我们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是非早已分明。和“范跑跑”有关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吧？

盖茨自1975年创办微软后，其视窗软件一直雄霸操作软件市场，并使他在过去13年一直保持全球首富，直至今年首富之名才易位。当今世界，人们提及互联网、谈到个人财富，便不能不提到他——比尔·盖茨。

他早已决定52岁就引退。这样，下周五盖茨将不再做微软执行主席，只出任非执行主席，每周花一日时间为公司工作，其余时间则集中打理他和太太名下的慈善基金。

据港媒报道，谈到对个人财产的处置意见，盖茨表示只希望自己对世界有“正面的贡献”，并说这是他和妻子梅琳达的共同决定。他说：“我们决定不会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盖茨表示，他不想把财产留给子女，因为“这样就如说了他最疼爱那一名子女。”

比尔·盖茨的人生观、财富观值得中国人、尤其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深思。

创造拥有巨额财富，当然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但拥有巨额财富之后，如何看待、处置这些财富，也大有学问。

人们都知道，比尔·盖茨作为世界首富，真正的“富可敌国”，但生活却很节俭。在地上看到一枚硬币，也会弯腰捡起来。他待客也绝不铺张，在家里接待胡锦涛主席，也只有区区三道菜而已。这和那些有了钱之后便穷奢极欲、尽情挥霍的人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比尔·盖茨拥有巨额财富之后，不肯把这些财富留给他的子女，而是全部捐给慈善事业。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中国人创造财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留给子女，甚至那些贪墨之徒，也有许多是为了子女。但子女不经个人努力获得巨额财富之后，往往坐享其成，失去了继续创造财富的动力和压力。于是，“富不过三代”成为一种定律。那些多子女家庭，更不乏因为遗产分配不均，互相倾轧，祸起萧墙，斗得你死我活的例子，往往连“三代”也难以维持。

比尔·盖茨不把财富留给子女，他的子女也绝不会陷入贫困，仍将生活得很好。但他把巨额财富通过慈善捐助回馈社会，却可以如他所愿：对社会产生最大限度的“正面影响”。

比尔·盖茨的传奇人生，又增添了一桩妥善处置个人巨额财富的佳话。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你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你是随手把树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你，你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你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一个盲人和你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你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你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你怎么从小贩手中接过找来的零钱？你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你，独处时如何与自己相处？请根据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展开联想，思考如何对待自然，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自选角度，以《举手投足之间》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自定立意，自定文体，不少于800字。

【简评】

高兄德华是湖北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他在我博客留言，希望我对今年湖北高考作文题谈点看法。近日事忙，我还真没来得及浏览各省作文题。看到留言之后，专门找到看了一下。下面作一简评：

我认为，这是出得不错的一个作文题，我个人比较欣赏。主要优点如下：

首先，从选材的导向看，指向的是人的文明素质。设计的各种情景，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瞬间，但不同的态度、反应却可以体现人的不同文明程度，包括是否热爱自然、珍视生态环境，是否尊重他人、同情弱者，举止是否优雅，有无自省习惯等等。阅读这样的材料，并据此构思作文，对每一位考生都是一次文明的教育、心灵的洗礼。这样的教育，不是板着面孔地说教，而是让考生自然地联想到生活、联想到自身。高考是选拔人才，但也是对人才的教育。好的教育，总应该把人引向文明和高尚。我们的民族，公民文明程度亟待提高，这种提高，应该从点点滴滴做起。

写这样的题目，必须在认真阅读材料的同时，充分调动生活的积累，从积累中精选有意义的实例，能闪光的细节，作为素材；在此基础上，据事说理，并尽可能说出新意。那些文明程度较高、个人修养较好、并善于深入思考的考生，更有条件把这个题目写好。而那些平时举止就不文明、甚至不知文明礼仪为何物的考生，是难以写好这篇作文的。

其次，从写作的难度看，是难易适中、写好不易。我一向认为，好的作文题，不宜在审题上难度过大，甚至有意设置陷阱，而应该让人人有话可说，让人人觉得写起来不难，但写好又不容易。其区分度则体现在说得是否有道理、有深度，写得是否有文采、有情致。这个题目可以较好地体现这一点。不大可能发生考生跑题的现象。得分高低，就看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和水平了。

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实用写作，极少发生跑题的现象。但某些考试作文题，却让很多学生写跑了题。有的出题人甚至以此为能事，把考试弄成了紧张的心理战，这是不正常的。考生作文跑了题，得分便在及格以下，也是不公平的。高考作文要考查的是学生实际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和水平。那些容易跑题的题目，却把考生的注意力引向审题：审题无误，不管文字水平如何，只要能完卷，便可得到较高的分数；审题失误，文字水平虽高也难及格。这种导向，还导致语文教师作文辅导的重点发生偏离，弊端甚大。

类似今年湖北这样的作文题，就有助于克服这样的弊端。

我们这里所谓的“糊涂”，说的不是人的心理或头脑不清楚，而是一种食品的名字，这种食品，就是稀粥。一般的“糊涂”是用玉米面或小米面做成，不需添加任何佐料。做得稠一些，是“稠糊涂”；做得稀一些，就是“稀糊涂”了。如果放了大豆，就叫着“豆子糊涂”；如果放了盐和菜，就叫做“咸糊涂”或“菜糊涂”。而如果是用白面做成，再加了盐和菜，那就不叫“糊涂”，而叫“咸汤”了。

说起来，“糊涂”算不得好饭，但却是我们这里的人——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每餐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吃了干粮而没有喝糊涂，谁都会觉得和没有正式吃饭似的。

为什么稀粥到了我们这里成了“糊涂”，我曾问过不少人，但谁都不知其所以然。不过，尽管不少外地人常拿这个来取笑，但当地的人们从不以此为耻，至少到目前，还没有看出打算改变这个称呼的迹象。

能隔三岔五地喝上玉米或小米糊涂，是到了六五年以后的事。此前的许多年里，糊涂也是每天每顿都要喝的，但喝的都是芋头（地瓜）面做的糊涂。就是这样的糊涂，有时也喝不上。那时粮食很紧张，芋头（地瓜）面也很少，不仅黑，还很稀。趴在碗上，能照出人的脸来。所以，那样的稀糊涂又被叫做“四个眼的糊涂”。

记得是1959年吧，人们一下子进入了大饥荒。

据说，1958年的秋季，庄稼长势是很好的。可是因为搞起了人民公社，实行了“一大二公”，取消了私有财产，特别是各家各户的铁锅都被砸碎拿去炼铁了，吃起了集体食堂。劳动、收获和人们的分配、利益不再有联系，所以，地里的庄稼大多没有收起来。那收玉米的，背了一个畚箕，从地这头到地那头，无论地有多长，只拣那最好掰的玉米棒子掰下一些，就算完成了一垄玉米的收获任务；那收地瓜的，也不再拿镢头去一穴穴地刨，而是用犁子顺着垄穿过去，翻出多少算多少；已经翻出来的，也是由后面一个人背着一个畚箕去拣，拣回多少算多少。已经拣回的地瓜，也没人再愿意麻烦着去切片、晒干，除了当时吃掉一些外，其余的都倒在了路沟里。大家都相信，食堂里会有吃不完的饭菜，上级也肯定永远有的是办法。只要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问题是无须操心的。

然而，残酷的现实给了人们无情的回答。

原来，概念和口号只能刺激人的神经，并不能抵挡一粒粮食。

还没过春节，已经发生了粮食危机。

国库里的数字都是虚的，库房里都是空的，都是吹起来的牛皮、美丽的肥皂泡，需要调拨粮食了，竟然调拨不出来。

集体的粮仓早已经并入国家的仓库，原来的集体粮仓里已经没有一粒粮食。

更要紧的，是每个农民，家里都没有储存一粒粮食。在城市里，干部和工人更是如此。

上级号召大家生产自救。而严冬和初春，种什么也不会结果。

大家这才想起了去年秋季扔到了路沟里的芋头（地瓜）。大家争着去挖啊、抢啊，可是，挖出来的芋头（地瓜）有的早已烂掉，有的还没有烂，但已被冻干，只剩下外皮和纤维。

冻坏了的也罢，烂掉了的也罢，毕竟它曾经是可吃之物。没有人计较它是否新鲜，更没有人品尝它口味是否可口，几个月里，它充当了公社社员的主食，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那时，还在吃食堂，只是食堂里的饭一天比一天差了。

农村难过，城里同样难过。

姑父是二百里外一个县税务局的干部。原来，他还勉强可以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此时，却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姑母和五岁的表妹萍儿这时便来到我们家。

姑父认为，农村再难，饭还总有的吃的。

回来之后，却让姑母叫苦不迭。

野菜、树皮都吃光了。杂草、臭椿叶，只要可以肯定是无毒的东西也基本都吃光了。

食堂里只有糊涂。而食堂里的糊涂竟然都是用烂芋头（地瓜）压碎了做成的。

闻到了，令人作呕。喝到嘴里，都呲牙咧嘴。

那时是晚春。其他的食品，就是用萋萋芽（学名叫“蓟”）做的窝窝头。窝窝头不小，每个足有盘子大，三口人可以分到一个。因为没有面粉或其它东西作为粘合剂，领到家里，都成了一盘菜渣。而且，因为萋萋芽太老了，叶片上的刺扎得人无法下嘴，还不如“糊涂”好喝一些。

食堂里曾经供应过一次用玉米面和芋头（地瓜）面混合起来做成的糊涂。那色泽，看上去比平时的糊涂要“白”一些。自然，喝起来口味儿也要稍好一些。

表妹萍儿对那次的“白糊涂”印象特深。

打那，每到吃饭，看到又是“黑糊涂”，表妹苹儿都要扯着嗓子哭喊：“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黑糊涂’，我要喝‘白糊涂’！”

谁都知道她的要求绝不过分。但是，谁也无法满足她这最合理、最起码的要求。通常的结局是，闹得不可开交了，吃亏最大的还是萍妹自己，小脑袋儿上总要吃几个“棠栗子”。

那时候，公社社员们念叨最多的话是：啥时候咱能喝上一碗用真粮食（玉米或小米）做的、能粘上碗的好“糊涂”？

可是，没人回答他们。

郑板桥有一个很有名的横幅：“难得糊涂”。如果把他说的“糊涂”当成我们宁阳人嘴里的“糊涂”，用来形容上个世纪60年前后当时老百姓的心态和欲望，竟是再恰当不过。

焖芋头

我们这里所谓的“芋头”，其实是地瓜，学名应该叫“甘薯”或者“番薯”。据徐光启《甘薯疏序》记载，这种作物原产于美洲中部，明万历初，经菲律宾引种到我国东南沿海。后种植范围逐渐扩大，山东成了主产区之一。至于这东西何时被我们这里的人叫成“芋头”，就无从考证了。真正的“芋头”，又叫“毛芋头”，是我二十几岁后在枣庄才见到的。

芋头（地瓜）是庄稼人的至爱。它不是细粮，绝不娇贵，但产量很高，用作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都很适用。鲜芋头（地瓜）可生食，也可煮食，烤了的更好吃。所以现在不少地方还有卖烤地瓜的，虽价格不菲，但销路甚佳。更多的则被切片晒干，储存起来，用以度过严冬和荒春。有那切得很薄、晒得又很清爽的瓜片儿，则是被农家孩子作为“饼干”享用的。不仅如此，便是它的藤蔓（我们那里叫芋头秧子），也是可以食用的。不像其他的五谷杂粮，秸杆只能烧火。

在大饥荒的年代，芋头（地瓜）更是人们赖以活命的宝贝。那时候，有一个顺口溜很是流行：“芋头干子是主粮。鸡腚眼子是银行”，很逼真地刻画出了当时农民的生活和经济状况。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最强烈、最经常的感觉就是饥饿。因而，寻觅吃的东西，也是最常进行的活动。

芋头（地瓜）长到指头粗以后，就成了孩子们经常“偷”吃的食品。

之所以说是“偷”，因为那时的土地庄稼都是生产队里的。不经过收获分配，是不该提前扒了来吃的。

然而，求食以疗饥是最大的原动力。于是，孩子们在下地割草的时候、在给队里帮工的间隙，都常扒了芋头（地瓜）充饥。有时时间短了，或饿得急了，就只好生吃。在芋头（地瓜）垄上找那撑开了地面的地方，很容易地就把新鲜的芋头（地瓜）从土里抠出来；有水时就洗一洗，没水时就在衣服上擦一擦，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如果时间充裕，天气又干爽，还可以垒起简易的土窑，做焖芋头（地瓜）来吃。做焖芋头（地瓜），不仅可以解决肚子问题，还可以锻炼孩子们的多种能力。

我小时候就吃过几次焖芋头（地瓜）。

做焖芋头（地瓜），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工作。要先准备好土窑、柴火、地瓜和火柴。

第一步是垒土窑。垒土窑要选在干爽的地方，便于取材。地方选好后，向下扒出一个小坑，那就是窑底了；然后找足够的干坷垃，每个大约有核桃大，开始垒窑。垒窑是个技术活儿，不细心、没耐心都垒不起来。把一块块的干坷垃垒起来，直到上面形成一个弧顶，封住了，才算完成。如果中间出现“塌方”，就只好从头再来。没有经验而又心浮气躁的孩子，几次垒不起来，就泄了气，有的就不再做了。

第二步是烧火。用火柴点燃拾来的干柴火，在窑底下烧。火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火大了太费柴火，有时还会把窑烧塌；火太小则太费时间，老半天烧不到需要的温度。

第三步才是焖芋头（地瓜）。适合做焖芋头（地瓜）的一般是大小适中、比较细长的那种，太大了就不容易焖熟。等到火把窑体上的坷垃都烧红以后，就把芋头（地瓜）放进窑里，然后用脚踢倒土窑，再踩实了，让它自己去焖。

这时候，孩子们就可以在附近割草，或做其他该干的事了。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把窑里的芋头（地瓜）扒出来，它们这时全都熟透了，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能吃的当然不只是芋头（地瓜）。小满前后的小麦、秋天鼓起的豆荚、还有长成了的玉米棒子，都是孩子们的美食。小麦用手搓了就能吃，豆荚要烧熟了才能吃，玉米也是要烤熟了吃。吃完了，谁都是灰毛污嘴，互相看看，便开心地大笑起来。但是，那些东西虽然都是好粮食，却都不如做焖芋头（地瓜）更让孩子们感兴趣。

孩子们这样“偷”集体的庄稼，被队干部或看青的人发现，是要挨批评的。但也仅仅是批评而已。说过了，也就算了；谁家都有孩子，谁家的孩子不饿呢？因此，隔不了一两天，孩子们便“旧病复发”，又做起这样的“小偷”来。

面汤、面叶和白煮鸡蛋

我们这里所谓“面汤”，其实就是面条。

据说在南京那边，“面汤”却是指的洗脸水。这是我哥告诉我的。他那年去南京回来，给我讲过一个发现：

一次，他到街上的饭铺里去吃饭。

吃什么呢？服务员问他。

面汤。他说。在家好久没喝过面汤了，出来了，就开开荤吧。

服务员端来一盆洗脸水。是温热的。

这里真讲卫生。吃饭还要先洗脸。他想。

这个北方小伙子还真讲卫生，吃饭前还要先洗脸。服务员大概是这样想的。

洗完脸，过了一会儿，他问：面汤呢？

服务员迟疑了一下，又端来一盆洗脸水。

他又洗了一遍脸。心想：这地方洗脸还要洗两次？

服务员甭说也在纳闷：这个小伙子洗脸还要洗两次？

再次洗完脸。他又问：面汤呢？

服务员忍不住了：你到底是来吃饭的还是洗脸的？

他也忍不住了：你们这里到底是饭店还是澡堂子？

他指着邻桌上一位客人正在喝的面条：我要的是这个：面——汤——！

服务员这才恍然大悟：你想喝面条啊？干吗老说“面汤”啊？

他也这才明白：这里的面汤指的是洗脸水。

可在我们老家这里，“面汤”就是面条，谁也不会搞错。

但是，这种后来在中国人眼里最普通不过的面食，那时——改革开放以前很长的时期里，普通老百姓却是很难喝到的。

有一句谚语，流行了许多年：“有病有恙，喝碗面汤；头疼脑热，想喝面叶。”听见没有？只有生病了，才能喝上一碗面汤（面条）或“面叶”的。

“面叶”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和面条相近的一种食品。有所不同的是：面条是把和好的白面压成薄片之后再切成条状才下锅的，而面叶，则是把和好的白面压成薄片后直接下到锅里的。下了锅之后，用勺子一搅，大面片就碎裂了，成为许多不规则的小面片儿。可能是因为那碎裂的面片儿很像树叶，所以这样的面食才叫“面叶”。

若干年后，在工作中经常接触一个词：“片儿汤”，不知是什么东西。但知道那意思是形容工作不踏实，做表面文章。有一次，喝着面叶，忽然产生联想：“片儿汤”，大概就是面叶吧？

这样的“面叶”，当时也是只有病号才能喝上的。

白煮鸡蛋，你肯定知道，就是把鸡蛋放在白水里煮熟，再扒掉了皮儿去吃。这是鸡蛋最简单的吃法。

农家都有养的鸡，但农家的孩子却很难吃到鸡蛋。

我十几岁了还没有吃过白煮鸡蛋，但见过别人吃。好多年里，一想起“白煮鸡蛋”这几个字，我就忍不住流口水。

后来，我有一次生了病，什么都不想吃。

母亲一再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白煮鸡蛋。

母亲有点愕然。鸡蛋是用来卖钱的，五分钱一个，三个鸡蛋可以换一斤盐，自家怎么能舍得吃呢？

但母亲还是给我做了一个白煮鸡蛋。

我吃了。但我那次发现：原来白煮鸡蛋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吃。

质疑、发现、智慧、高尚、惊喜、快乐、烦恼、平庸……这中间的每个词都有可能像影子一样跟在好奇心的后面。请以好奇心为题写篇800字作文，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除诗歌外体裁不限(满分70分)。

这道题，被网友认为是今年高考作文中“最俗”的题目。（见《新快报》6月8日报道）

之所以得此评价，想来大概是由于其太好写——人人都有话可说。但愈是这样“好写”的题目，愈不容易写出佳作。

从高考作文应该着重考察学生语言文字实用水平来说，我倾向于肯定这类平易性、包容性（或开放性）的命题。在我看来，那些审题难度太大、一旦偏题便满盘皆输的命题，那些材料过于生僻、让学生不知所云的命题，不能公正地考察出学生的语文水平，不知屈煞了多少学生。

我主要想说的，不是这道题的优劣，而是由这道题引出的一个大大出人意料的故事。

《新快报》报道：6月7日，该报记者约请了5名小学到大学不同阶段的学生，请他们同时“下水”写高考作文，并邀请有多年高考阅卷经验的金陵中学高三语文老师、语文学科带头人王奎礼为他们的作文打分并加以评析。

结果出来，让人大跌眼镜：研究生得分：54分，本科生得分：35分；高中生得分：62分；初中生得分：62分；小学生得分：66分！

小学生得了最高分，不仅超过初高中生，还超过了大学生和研究生。

真可谓21世纪中国版的“天方夜谭”！

结果当然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这个小学生是神童，而那两位大学生、研究生不过平庸之辈。或者那两位大学生、研究生没有重视，而这位小学生是歪打正着......

甚至有人可以借此贬斥这个作文题没有针对性、没有区分度：什么人都可以写，小学生都可以写出高分，这样的题目还适合作为高考题吗？

大风吹倒梧桐树，听任路人说短长。人们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

我对这个结果的直接反应，是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现象：随着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好奇心这种宝贵的心理品质正一步步消磨殆尽。

或许有人会说，小孩子乍来到世界，看到什么都是好奇的，因而好奇心最强烈是可以理解的；在不断的读书学习过程中，由于许多“未知”变成了“已知”，原来感到好奇的事物不再新奇，也是很正常的。大学生、研究生好奇心不如小学生和中学生强烈，不应该被过分指责。

此说貌似公允，实则大谬不然！

固然，让大学生和小学生对同样的事物感到好奇，是不应该的，也是很好笑的；但是，让大学生保有和小学生同样强烈的好奇心，却是应该的，也是意义重大的。

大学生读了更多的书，拥有了更多知识，知道了更多的答案，对已知的东西不再保持好奇，是正常的；但是，正像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说过的：人的知识就好像是一个圆，圆内是你已经掌握的知识，圆外是你不知道的东西，知识越多，圆的面积越大，而同时圆的周长也越大，所触及的圆周之外的未知领域也越多。因此，一个人掌握得知识越多，他应该发现他所不了解的东西更多，那么，他感到好奇的东西也应该更多。

有些人正是这样。他们已经知道的很多，甚至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对未知领域孜孜不倦地探索追求，于是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们的贡献，推动了并继续推动着科学技术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他们也因而成为名家大师，成为诺贝尔奖得主，被载入人类历史的画卷……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却一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

我们的教学方法是灌输式：知识都是绝对正确的，你只需要记住、记住、准确无误地记住……

我们的训练和考试题目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你只要掌握了给定的解题思路，就一定可以到达标准答案……

我们的教育导向是让你取得文凭以谋取好的就业岗位：你只要亦步亦趋地死记硬背，就可以得到高分、通过考试、获得文凭、顺利就业……

而探索神秘的未知世界，则是具有许多未知因素的，甚至可能一辈子没有结局，更不会为你带来任何直接的利益。因此，这样的傻事儿，还是让那些傻冒老外们去干吧！

因此，许多重大发明创造与中国人无缘，每年的诺贝尔获奖名单就是明证。

中国人的好奇心到哪里去了，答案也就在这里。

国家领导人有见于此，近年不止一次痛心于没有大师级人才，满怀期望地呼唤大师级人才的出现。

然而，没有整个教育领域里深刻而彻底的变革，痛心将继续痛心，呼唤将仅是呼唤！

2008/06/09

升格为本科院校，对这几所民办高校来说，自然是好事，某些学校宣传材料中称之为该校“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不无道理。因为，本科院校办学标准高于专科院校，能升本，标志着办学水平提高了，当然值得高兴。

但是，升格之后的这些学校，还是不是职业院校呢？

我认为，这本来应该不是问题。且不说它们招生计划中本科计划只占很小比例，即使将来本科计划扩大了，其本科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其院校也仍然是职业院校，而不是研究型的院校。

换言之，职业教育经过发展，不仅应该有初等、中等层次，也应该有专科、本科层次。并非有了本科，就不是职业院校了。

那么，既然仍是职业院校，何以教育主管部门在新公布的校名中去掉了“职业”二字呢？

这样看似莫名其妙的问题，其实答案又很简单。那就是：在人们——包括某些高职院校的举办者、和某些高等教育管理者的心目中，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和普通教育、普通院校比起来，永远是低人一等的。

因此，某些高职院校的举办者很是“忌讳”这“职业”二字，其不惜代价“升本”的动力中，也包括努力甩掉这“职业”二字；

因此，某些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很是“重视”这“职业”二字，其对职业院校的“管理”中，去掉“职业”二字成了最大的恩赐。

想到这样一种价值导向，让人不能不为中国的职业教育感到悲哀。

本来，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其于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在许多的文件、报告甚至法律中都已讲得很清楚；本来，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办学层次；这似乎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何以我们的许多“精英”们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又犯起了糊涂呢？

多少年来，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竭力维系着“精英教育”的模式，乃至于严重脱离社会需求，导致就业形势愈来愈严峻。职业教育则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仅有的职业教育院校也被视为“另类”，受到种种歧视。哪怕在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已经远远超过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今天，这种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升本”后的职业院校便甩掉了“职业”二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真诚地希望中国职业院校的举办者、管理者能真正致力于办出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而其前提，则应该是少做不利于职业院校健康发展的蠢事。

记得在早，“8”这个数字在我们山东这里是很平凡的。我们这里喜欢的数字是“4”和“6”，因为“4”可以说成“四喜”、“四季来财”，“6”则是“六六大顺”。而“8”，则经常被和“七上八下”联系起来，方言里还有“巴巴差差”的说法，因此颇不受人青睐。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与“发财”的“发”字谐音，数字“8”的身价扶摇直上。电话手机号码、汽车牌照号码，乃至住房号码等等许多号码，人们都把“8”作为首选。就说汽车挂牌吧，有的地方实行自选号码，选带“8”的要多花几千或者几万的钞票，但不少人仍趋之若鹜；有的地方实行电脑抽号，抽到“8”的人一个个笑逐颜开，抽到与“死”谐音的“4”的人则满脸愁云。这种好恶，是由南向北蔓延的，直至风靡了全国。

甚至我们政府在选择重大活动日期的时候，也优先选“8”。最典型的如奥运会开幕时间：2008年8月8日晚上8时，而这一天农历是7月初8，也带个“8”字。是有意安排还是无意巧合，不得而知。

几年前，也曾有人以某些腐败分子用着“888”的手机、坐着“888”的轿车，最后却进了监狱、受到惩办为例，说明“8”字并不吉祥：站着看，像个葫芦；撂倒了看，就是一副手铐。但是，说者自说，信者自信。

但今年以来，随着我国灾难频发，情况有变，说法迥异：不仅是“8”的本身，而且连数字之和为“8”也成了不吉利的了——

列车相撞发生于4月28日：本身是“8”；

南方雪灾发生于2月15日：2＋1＋5=8；

藏独闹事发生于3月14日：3＋1＋4=8；

汶川地震发生于5月12日：5＋1＋2=8；此时，离奥运会开幕正好相距88天……

最近一段时间，这种说法颇为流行。

对此应该怎样看待？

我以为，数字本身是无所谓吉凶的，把一个数字说成与灾难有关与把其说成吉祥的象征同样没有道理，都属于一种数字迷信。

“8”和其他数字一样，被人们用来计数，老老实实地尽着自己的本分。人们宠爱它时，它是那个样子；人们厌恶它时，它还是那个样子。人们渴盼它，它十天光顾一次；人们厌恶它，它同样如此。

至于数字之和为“8”也成了不吉利的，则更是牵强附会。数字还可以相减、相乘、相除，都可以得出“8”。这样一来，剩下的“好日子”恐怕就没有几天了。

人们要想多过“好日子”，应该把脑筋、力气用在做好自己的事上。类似于这样归咎于数字的奇谈怪论，只堪为智者笑。

或许，自此以后，“8”不再被人们作为吉祥数字了吧？但它也不应该成为不吉利的数字。

还是让它回归自己作为自然数的本色吧。

北川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北川中学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这是温家宝地震期间第三次来到北川中学。

温总理此言不仅是对百川中学师生的勉励，也是对所有地震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勉励，更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对地震灾害发出的豪迈誓言。

古往今来，不同地区的人们无不经受过这样那样的严重灾难。在灾难年面，有的民族消亡了，有的国家不存在了，但我们中华民族却历经灾难、愈挫愈勇，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

如此看来，“多难兴邦”是有条件的。任何物质的东西损失都不是最可怕的，只要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倒、意志不跨，就可以走过灾难、浴火重生；并且在与灾难作斗争中取得经验、更好地发展。

这次地震灾难发生后，国家领导人的当机立断，各种救援力量的迅速到位，灾区人民的顽强不屈，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都有力地反映出我们国家的进步。

但不庸讳言，这次地震灾难也暴露出我国对特大地震灾难预报预防方面的软肋，和发生巨大灾难后应急体反应系的不足。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灾难发生愈来愈具有频繁多发性、快速扩展性。从非典、禽流感、雪灾、手足口病和这次地震来看，每一灾害发生，都波及广大地区，威胁众多人口的生命、生活和生产活动。这些都在一次次地警示人们，中国目前处于灾难多发期。

有道是“良医治未病”。建立健全防范灾难的安全体系无疑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但是，我们这些方面的思想意识、制度建设、科研水平都还有着很大的差距。所以，导致一些本来可以避免、或者本来可以早期发现解决的灾难没能避免、没能早期发现解决。

当然灾难是不可能全部避免的。灾难一旦发生，成熟健全的应急反应体系可以使灾难造成的损失、尤其是人的生命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吃一堑长一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震后救灾的经验教训都弥足珍贵。

在灾难面前，“多难兴邦”主要是一种精神力量。但灾难过后，这种精神力量除了继续作为精神力量之外，还必须转化为制度性的、物质化的东西才能发挥作用。

而当前，我们整个民族亟需把思想统一到“多难兴邦”上来。

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一定可以把“多难兴邦”变为历史的真实。